湖南地下“”揭秘

来源:http://www.squeezetheorange.com 作者: 2017-09-18 07:01

  从乡村到城市,从村民市民到官员干部,地下“”北上两年多后出现新动向,亦狙击。

  “不!不!不!”早有准备:“来,给你宝宝奶昔。”病人安静了,针剂缓缓流入体内。拔出针头,病人在她身后喊起来:“还要一只,还要一只!”

  “宝宝奶昔”是动画片《》中的情节。在许多地下“”的彩民中,流传着这样的说法:《》的制作单位与香港公司有关联,因此片子里暗藏“”,遍布“”。于是,《》成为许多码民头脑中的财富。对其语句、情节的反复揣测,让不少码民神情,连续失眠。据当地报道,截止到2003年下半年,岳阳市已经累计有150多人因“”而心理失衡,导致障碍。

  从2002年开始,地下“”进入人们的视野。它像旋风一般从南部沿海一北上,进入湖南、湖北等地。当时本报即作了《:“”北上》的报道。

  两年之后,此风未息。更让人的是,地下“”从乡村蔓延至城镇乃至于大中型城市,而其腐蚀力度从村民市民直至官员干部。

  6月17日,湖南省召开打击地下“”的工作会议,宣布在2003年9月到2004年4月的全省集中整治中,查处“”案件1万余起,特别是查处了684名干部和工作人员,其中48人,留党察看40人,23人。

  每逢星期二、星期四及隔周星期六的晚上8时45分,就是香港开码的时间。

  岳阳市。出租车司机老唐绕城空转了几圈,干脆把车停在火车站广场上,和其他几个百无聊赖的司机聊起来。“反正7点到9点也没有生意。”

  有人掏出手机打电话,随即传来线正忙的提示音,“忘了,开码的时候电话哪打得通?”

  一户普通的民居中,小林的母亲从晚上7点开始就显得坐立不安。茶几上的便签簿和记录本上,写满了数码和算式。快到8点的时候,她急匆匆锁上了自己房间的门。“在里面打电话报单呢!”小林兄弟自管开饭,已经见怪不怪。“要赶早,稍晚一点电话打不通。电话里连名字都不用说,彼此都熟,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。”

  晚上9点过后,岳阳市三角线一带,密密挤挤的低矮铺面里,中断两三个小时的麻将声再度响起来。阿丽在她不足10平米的杂货店里遗憾不已:“只差一点就中了。”她和朋友凑在一起,看一本封面上印着“2004年全本”的红皮“”码书;在这个兼作店主卧房的屋子里,除了这本书和几张“”,不再有其他的印刷读物。

  不远处的桥头上,几个人聚拢到一起,其中一人手中提着一只墨绿色的密码箱。他们顺着桥的方向小巷深处,有说有笑,旁边打麻将的男子瞥过一眼:“中了,兑钱去了。”

  阿丽摇头叹气:“这期没多少人中的———街上冷冷清清的嘛。中了就都出来吃宵夜了,不中就蒙着被子等下次———没钱出来吃宵夜了。”

  每到开码的时候,超市人流锐减,和其他时候相比,营业额要少25%—30%。

  这就是“”影响下的一个城市的生态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,“”悄悄地进行着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演进。

  最初,正是南下的打工者们将这种俗称“买码”的博彩方式带回家乡,时间大概在2002年左右。在致富之道匮乏的农村,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从天而降的。

  至2003年上半年,地下“”在岳阳市城区形成。很多人都还记得那时候的场景:满眼码书,茶座和店铺里,人们大谈,地下“”出现全面公开化的趋势。

  “相见不问好,开腔言生肖:上期已出牛,这期该马跑?输者长叹息,赢者怨注小。田亩少人耕,沃野生蒿草。电视及时雨,如雪飘。遥望买单处,人如东海潮。”

  地下“”从农村来到城市,意味着它吸取的对象,已经从农村相对贫乏的剩余资金,转为城市相对富集的民间资金。对于地下私彩,后者能够比前者提供更有力的支撑。

  “”对社会资金的抽取,曾一度使得银行资金运转都成问题。有的县级银行和信用社从2003年4月开始停止向农户贷款,他们已经分不清楚,对方贷款到底是为了做什么?

  正规的“”实际上是香港“”公司经营的商业性博彩项目,经注册批准,在全港发行。

  而在内地不少地区蔓延的地下“”,仅要求码民在1—49中选出一个数字,如果符合当期香港“”开的,就可获得40倍于所押赌注的金。这样的外围博彩方式,在香港本地也是被和打击的。

  49个数字,被人们赋予了形形色色的聚类依据和组合方式。比如不同的数字分属十二生肖中的不同动物,还比如按单双,按,按“红波”、“绿波”、“蓝波”划分,等等。

  各种渠道的传言让“信息不对称”的码民相信,是在摇前就已经定了的。他们把种种认为隐含的暗示信息,称为“”。码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分析“”。

  平江县伍市镇的刘爱莲这样解说《》中的“”:“它要是演小孩洗澡,嘴里还念叨着‘用肥皂洗干净’。你就该想了:肥皂在老辈人那里叫‘洋皂’,那这意思就是要买‘羊’!”

  32岁的岳阳市妇女冯说:“现在买的人多了,‘’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好猜,现在呢?如果要出‘鼠’,它就告诉你‘蛇’。”冯的表情,透着谙熟其道的暗喜。她是铁杆码民,后无事可做,时常买码。

  在地下“”的实际运作中,至少有三种角色不可或缺:码民、写单者和庄家。

  写单者承担着类似于彩票投注站的作用,在很多集镇和农村,他们用一张复写纸写出一式两份的小纸条,如:“38,200,2004-6-29”———表示买码者在2004年6月29日以200元赌注押38为当期。如果当期香港“”是38,则码民应获得8000元金,否则就意味着输掉了200元。写单者和码民各执一份,两个数字加上日期,就能构成交易凭据的全部。

  之后写单者联络上线庄家,转报手中的押注情况,同时从庄家那里抽取码金的10%作为酬劳。

  庄家相当于地下“”的经营者。他们根本无需与香港“”公司有任何关联,只要能收到码民的“报单”,按照开码结果支付金即可。

  实际上,一个庄家往往联系着若干写单人。因此,码民、写单者和庄家由下至上,形成一个近似树状的层级结构;顺着这个脉络,码金源源不断地从树梢向根部———也就是庄家的手中汇集。无论什么数字中,庄家赔的概率总是小于赚的概率。

  地下“”的现实,却远不如其显规则这样明晰、简单。大量写单者扣下码民的码金,如果确实未能中彩,这部分码金就成为写单者的纯收入。这就是“吞单”。

  “报单”本应是现金交易,但事实上因为上下环节都是熟人,大量码民空口报单(飞单),一个电线元的买码交易已经形成。开后,如果所押3个数字无一中彩,则买码人与写单者之间形成500元的债务关系;如果其中数字24中彩,则意味着写单人须返还买码人3500元。

  这样的潜规则,是其风行之初无数悲剧的起因。不受法律,又无确切凭据,很多寻仇事件,是因为“吞单”赖账或者庄家赖账;很多事件,是因为“飞单”积压过多导致倾家荡产。码民、写单人和庄家,任何两种角色之间,都可能产生债务纠纷,严重的就酿成流血事件。

  更让人的是地下“”与“挂钩”,基层组织。基于此,湖南在打击“”的行动中,特别密切关注和查处工作人员和干部的所作所为。

  2003年3月,平江县伍市镇门前围了几百人,原因是有码民买码时中了近20万元钱,金却无法从写单人那里兑现。后来在此事时,查明伍市镇副所长姚笑平充当地下“”伞。

  目前已查处的工作人员很大部分集中在,恶劣的是做黑庄(只收钱不兑),还有很多是充当伞。除了执法人员之外,还有少数教师、一般人员、乡镇干部因买码被查处。此外干部及公务员的家属直接参与地下“”,其中有一些是地下黑庄。

  某些贫困地区的,平日办公经费捉襟见肘,因为打击地下“”罚款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财源。有一个县南部买码成风,北部相对平稳,北部乡镇的一些就托人联系调动,希望能去“打码”地区的工作。

 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乡镇所长说:“没有几个是严格按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罚的。有人能交得起5000,有人连300都交不起,你能怎么办?”

  一些基层与地下“”之间,很自然地派生出利益关系。“打码”的动力在乡镇一级面临挑战。

  更让人忧虑的是,目前已经出现数起财务人员挪用作为码金的案例。岳阳市的一名银行工作人员,6月29日从所在银行提出30余万元用于买码,所押号码无一中。当晚,中的她,被丈夫劝住,随后到自首。

  张春芙在这里开一家服装店,她说:去年生意险些做不下去,人们不买吃不买穿攒下钱来买码;今年情况有所缓和。按照她的理解,是因为“好多人已经没有更多的余钱去买码了”。

  2003年4月3日,平江县码民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万元,第二天,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,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。在县级市汨罗,凡买码日通过当地邮局汇往广东、香港的资金日均约500万元。资金被疯狂地“抽空”。这个阶段,主要是广东、深圳等地的幕后庄家大量获利,直到今天,岳阳市的码民依然称他们为“红庄”,以此区别本地腰包欠丰、“小打小闹”的黑庄。事实上,这些所谓的“红庄”,有不少都是坐阵沿海的本地人。地下“”近两年的疯狂积累,已经养肥了一批这样的“抽血机器”。过去8个月中,湖南省警方多次南下广东,幕后庄家。

  2003年5月,岳阳市打击地下“”联合办公室正式挂牌,并向市民公布了举报电线万元。接下来,下发文件,召开会议,各部门联合行动。一时间,城市置身于“全民打码”的气氛中。

  能够用于投入的剩余资金少了,以身家性命相博的少了,极端的少了。人们的心理也实现了相应的调试,地下“”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地层。看上去,它甚至在“平稳地运转”。

  “”风行之初,为了减少风险,有的写单者甚至雇人用手铐庄家,直至开码兑现。流转环节之间的风险,提高了地下“”的交易成本。

  而现在,为了共同获利,这个链条的每一环节已经开始自觉维系其他环节的利益。目前私彩最常见的交易方式,就是一个电话报的“飞单”。

  一位庄家说:“码民报‘飞单’一般都得吃下,要不然他会觉得你‘量浅’,以后不报给你。开了码最好尽快兑现,你兑现得越快,人家就会觉得你这庄家越可靠。现在写单的不好找,要给他们付押金才能从他们手里收单。另外,欠账在外也是很正常的事。有的是明知要不回来的。”由此,无凭无据的口头交易因为庄家之间的竞争,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起来。

  依托“”,他们正在有意识地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,地下“”的交易成本大为减低。

  从“私彩违法”,到“见怪不怪”,再到今天“只有清心寡欲的人才会不买码”。地下“”的心理土壤,在短短两年之内发生了巨大的逆转。

  随着2003年5月岳阳市“打码办”成立,各个区县的“打码办”也都相应挂牌。

  岳阳楼区是岳阳市的地下“”重灾区。从“打码办”挂牌以来,已经进行了100多次“铁拳”行动,每次涉及警力上千人———逢开码日即出动。对一般买码的群众,主要是教育引导,对写单和坐庄的人,实行民事或刑事处罚。

  因此,在码民的眼里,自己几乎完全不存在被查处而损失的风险。即便是写单者和庄家,“交了钱也都能出来”。

  岳阳楼区“打码办”主任卢斌峰说:“‘打码’在法律依据上的困难是很明显的。、量刑,一般都只能依据赌博的有关,印制散发码书、的,算法经营。”

  “打码”更是一本账。岳阳楼区委副张跃焦说:“‘打码’的成本是很大的。不说别的,乡镇联防队员出动一次,多的不算,只按一人一碗面来说,也得200多元。”

  最后的现实是:罚款成为最常见的处罚手段。无论村民还是市民,对于“打码”行动最常见的第一反应是:“交钱就能出来。”

  当地的一位官员提出一个问题:目前打击难的一个因素就是“”在地下,隐蔽难寻,如果让它走到“地上”,是不是能更有效地进行规范管理,国家还能有相应的税收?

  与此相联系的是,目前的公彩为什么不能占领彩票市场?私彩何以能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兴趣?

  “公彩原来还可以,私彩起来以后生意受影响挺大的。”一个彩票投注站的老板说。

  2002年之前,这个彩票投注站一年约有20余万的发行量,近两年来降到了十几万。

  2003年截至6月,岳阳市福利彩票发售达到了1700万;而2004年同期,连1000万都没有达到。“我们损失了一些老彩民。”岳阳市福利彩票募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任国祥说。

  “福彩、体彩即使中了,也就是几千块钱,能中到上万就很不容易了,500万虽然多,但也就一个人中。私彩不一样,只要你买的大,中多少都有可能。”经营彩票投注站的老板不无苦衷,“看看,现在公家的彩票又闹出舞弊的事情,我们是越来越难做。”

  任国祥说:“香港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‘彩票文化’,对于个人投资博彩的额度上限有专门的,市民的心理也能够承受;在欧美大国,购买彩票的人口达到70%以上,彩票发售系统通过身份证号码将个人投资额在特定数量之下,而我国彩民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,大约为5%。显然,我们国家的现实不同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。”

  1990年代,我国就有了彩票立法的呼声。任国祥认为:地下“”的蔓延,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更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也促使决策层将有关的思考提上议事日程。(徐楠 赵湘陵)